MIT 說 AI 正在瓦解大學教育—那我們這些不在大學裡的人呢?

AI原住民與獨立思考者

八月底,MIT(麻省理工學院)丟出了一份重量級報告,標題很直白:AI 正在衝擊教學、學習與研究訓練。校長 Sally Kornbluth 的公開信直接把這個時刻定義為「轉捩點」(watershed moment)。

消息傳到台灣,師大國文系的須文蔚教授很快寫了一篇相當完整的導讀,把報告的八大原則、三大改革方向、四級課程政策整理得很清楚。銘傳建築系的褚瑞基教授則貼了一段讓人讀了很沉重的話:

「我已經『束手無策』了,於是,我就決定先離開。」

一份報告,兩種回應。一個是理性整理,一個是真實傷口。

我讀完之後,心裡浮現的卻是第三種感覺——「嗯,這些事我在課堂上早就看到了,但我的戰場長得不太一樣。」


我的教室沒有學期、沒有成績

先交代一下我站的位置,免得大家覺得我在蹭 MIT 的話題(好啦,某種程度上確實是……XD)。

我的部分工作範疇,算是一個獨立講師,並在各大專院校與職訓相關開課單位,進行一些短期工作坊和訓練課程——近期教授主題,主要是在 Vibe Coding、AI 素養,以及各種跟「怎麼在 AI 時代活下來」有關的東西。在職訓課程中的學員,大多是在職或轉職的成年人,有些是工程師想跟上新工具,有些是非技術背景但覺得不能再忽視 AI 了。

跟 MIT 的場景對照一下:

  • MIT 有一整個學期,我的課可能就幾天,甚至只有幾個小時。
  • MIT 的學生有 GPA 要顧,我的學員大多情況並沒有成績這回事。
  • MIT 有宿舍、讀書會、Office Hours 這些社群結構,我的學員上完課就回去各自的職場了。
  • MIT 的學生十八到二十二歲,我的學員很多比我小不了幾歲(有些甚至更資深)。

所以 MIT 報告裡很大一塊內容——成績制度怎麼改、學術誠信怎麼規範、住宿社群怎麼重建——對我來說是「理解但用不上」的參考。

但報告裡有一個概念,精準地命中了我在自己課堂上也持續觀察到的現象。


認知投降,不是只有大學生才會

MIT 報告引用了一個今年初在台灣也有不少報導的概念:認知投降(cognitive surrender)。簡單說,就是人在遇到需要動腦的時刻,第一反應不是自己想,而是直接丟給 AI,然後不加檢驗地接受結果。

原始研究來自華頓商學院,他們發現即使 AI 給的是明顯錯誤的答案,受試者還是有大約八成的機率直接買單。不是因為他們笨,而是因為 AI 的回答「看起來太有自信了」,自信到讓人懶得再動用自己的判斷。

MIT 擔心的是這件事發生在大學生身上——學生為了拿成績走捷徑,用 AI 交作業,久了以後喪失了自己解題和思考的能力。

但我在課堂上看到的版本不太一樣。

成人學員的認知投降,觸發機制不是「想拿 A」,而是這幾種情境:

「我年紀大了學不動了。」 這是我聽過最多的一句話。很多學員不是不想學,而是在 AI 展示出強大能力的那一刻,先對自己產生了懷疑。既然 AI 都能做了,我幹嘛還花時間學?這不是懶,這是一種對自己認知能力的不信任。

「反正上班也是用工具。」 職場的效率壓力讓很多人覺得,搞懂原理是「浪費時間」,會操作就好。這個邏輯在短期內看起來合理,但長期的代價是:你會操作,卻不知道自己在操作什麼。有一天工具換了,你就得從零開始。

「讓我先問一下 ChatGPT。」 這是最日常的場景。工作坊裡我經常看到,學員遇到一個問題,還沒花三十秒想,手就已經在打字問 AI 了。問完得到答案,覺得懂了。但如果你接著問他「為什麼是這個答案」,他答不出來——因為那個「懂了」其實是一種幻覺。

所以在成人學習的場景裡,認知投降不是學術誠信問題,而是一個認知自信的問題。放棄思考的人,往往不是因為懶,而是因為怕——怕自己跟不上、怕被淘汰、怕花了時間結果還是學不會。

而這個問題,MIT 的報告其實沒有直接處理到。


MIT 的解方為什麼搬不過來

MIT 提出的對策,幾乎都是制度層面的。改考試方式(口試、作品集)、每門課明確公布 AI 使用規範、設立常設委員會和 AI Fellows 團隊、提供校內的 AI 平台讓大家公平使用。在大學體制裡,這些是必要的——你有幾千個學生、幾百門課、一套運行了幾十年的評量系統,不從制度面下手就動不了。

但在大學以外的世界呢?

自學者、在職工作者、轉職者、來上短期課的人——沒有制度替你守門。沒有人規定你哪個任務不能用 AI,沒有教授替你設計「讓你在適當時機卡關」的作業,沒有同學讀書會自然形成,也沒有一個委員會在背後研究怎麼保護你的思考能力。

MIT 的學生至少還有一整個學校在煩惱怎麼幫他們擋住認知投降的風險。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,包括我的學員、也包括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,是完全暴露在這個風險裡的。

我觀察到,面對 AI,人們正在分化成幾種不同的狀態:有些人跟 AI 協作得越來越有效率、判斷力反而更強了;有些人逐漸把思考外包出去卻渾然不覺;更多的人則是在兩者之間搖擺,每天都在做「要不要偷懶」的微型決策。

這個分化不靠制度解決。它發生在每個人打開聊天視窗的那一秒鐘。

所以問題就變成了:如果沒有人幫你設計摩擦,你能不能自己製造?


認知摩擦不是懲罰,是學習的觸感

MIT 報告裡反覆出現兩個詞:認知摩擦(cognitive friction)和有意義的卡關(productive struggle)。白話說就是:學習過程裡那些讓你卡住、不舒服、想放棄的時刻,其實是你的大腦正在長出新能力的訊號。把這些摩擦拿掉,看起來很順暢,但你其實什麼都沒學到。

MIT 的建議是要「保護」這些摩擦——透過制度設計,確保學生不會太輕易地跳過思考的過程。

我在自己的課堂上做的事,方向一樣但操作不同。我不只是保護摩擦,我是刻意製造摩擦。

不過要先說清楚一件事:接下來分享的這些做法,不是因為 AI 出現了才開始用的。我在教網頁與程式技術的年代就這樣教了——用便利商店門框上的數字標示問大家「這個設計是做什麼用的?」,或者用排隊標線問「這有沒有符合社交安全距離的規範?」,讓學員先觀察、先思考,再帶入 UI/UX 的概念。教程式的時候也不會只教「正確的寫法」,而是刻意示範不同寫法之間的差異,讓學員自己判斷為什麼某種寫法會出問題。

AI 出現之後,這些老方法沒有變,變的是它們突然變得更加重要——因為以前學員碰壁是常態,查資料要花時間、寫程式要自己 debug、想不通就是想不通。現在呢?AI 在學員碰壁之前就先把牆拆了。所以以前自然存在的摩擦,現在得刻意製造。

以下是幾個具體的做法:

先卡再教

在工作坊的某些環節,我會刻意讓學員先用自己的方式嘗試,不給提示、不給範例。大部分人會卡住。卡住之後再介紹工具或方法,學員的吸收效果完全不同——因為他們的大腦已經「記住了問題的形狀」。

如果一開始就給答案,學員會覺得「喔,原來這樣做」,但那個「原來」是假的,是一種理解的幻覺。真正的「原來」,得先經過一段「到底怎麼辦」的掙扎。

(嗯,說起來有點像 RPG 裡那種「你得先被 Boss 打趴一次,才知道要帶什麼裝備回來」的設計……)

你問一個,我還你五個

在讓大家做專題的思考與規劃階段,我會跟學員開玩笑說:「歡迎大家有問題隨時提問,不過要有心理準備——你的一個提問,可能會換到五個提問。」

聽起來很機車對吧?但如果我直接回答你的問題,你得到的是一個答案;如果我用問題把你問回去,你得到的是一套思考的路徑。答案會過期,路徑不會。

在短期課程裡這樣做其實有點冒險——學員花了錢來上課,可能會期待老師「給答案」。但我的經驗是,只要在對的時機做(不是每個問題都反問,而是在關鍵的判斷點反問),學員離開之後真正帶走的,是判斷力,不只是操作步驟。操作步驟回去查就有,但判斷力只能在「被逼著自己想」的瞬間長出來。

故意示範「錯的」

這個習慣在 AI 出現之前就有了——教程式時我不會只秀正確寫法,而是刻意示範不同寫法的差異,讓學員自己看出「為什麼這樣寫會有問題」。

到了 Vibe Coding 工作坊,這個手法自然延伸成了:讓學員看到 AI 生成的程式碼出問題——跑不動、邏輯不對、或者看起來對但其實有隱藏的 bug——然後我們一起找出哪裡不對。

這個過程同時達成了兩件事:學員學會「怎麼用 AI」,同時也學會「怎麼不被 AI 騙」。而且因為是他們自己找出問題的,那個成就感是真的。

本質上,不管有沒有 AI,教學的核心從來沒變過:不是把正確答案塞給學員,而是讓學員自己長出判斷對錯的能力。 AI 沒有改變這個原則,只是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它有多重要。

關鍵訊息是:摩擦不是懲罰,是學習的觸感。就像你走在柏油路上能感覺到腳底的抓地力,少了那個摩擦,就像在冰面上走路——看起來很滑順,但你站不穩,也停不下來。


你不需要 MIT 的報告,但你需要三分鐘

MIT 花了五個月、動員了全校五個學院的師生,寫出這份報告。核心訊息其實很單純:AI 越來越會給答案,所以人更需要保持自己提問和思考的能力。

這個訊息,在大學裡需要靠制度改革來落實。但在大學以外——在你的工作桌前、你的通勤路上、你每天打開 ChatGPT 的那個瞬間——落實它的方式其實簡單到不可思議:

在 AI 給你答案之後,花三分鐘問自己:「如果沒有這個答案,我自己會怎麼想?」

不用真的想出完整答案。光是「嘗試自己想」這個動作本身,就是在製造認知摩擦。那三分鐘就是你的腦袋做伏地挺身的時間。

你不需要等學校改制度,不需要等公司訂政策,不需要等任何人替你設計一套「AI 使用規範」。你只需要在每次按下 Enter 之後,多給自己三分鐘。

MIT 花了五個月才產出的結論,而你只需要每天投資三分鐘。

算起來,是不是感覺賺到了!?


參考資訊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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